说到兴安区，很多人会理解为现在的兴安盟。其实，兴安屯垦区是旧地名，为民国时期东北政务委员会自设的省级特别区，中华民国政府未正式承认该省级行政区的存在。兴安屯垦区于1929年11月成立，后来由裁余之炮兵军徒手兵组成兴安屯垦军，并招募东北及华北灾民前往。并在洮南府设立了兴安屯垦公署，公署督办由邹作华兼任。当时，兴安区是指民国时期科尔沁草原的哲里木盟西北部大兴安岭南麓地区，包括札萨克图旗(今兴安盟科右前旗)、镇国公旗(今科右前旗察尔森镇)、图什业图旗(今科右中旗)、扎赉特旗和辽宁省的洮安县(今吉林省白城市、洮南市，部分行政管辖区，下同)、黑龙江省的索伦设治局(今科右前旗索伦镇，黑龙江齐齐哈尔市泰来县、吉林省镇赉县部分管辖区，下同)。兴安区地域广阔，地处偏僻，人烟稀少，是东北边防要地，在这些地区兴办屯垦事业，无疑有利于巩固边防，对于捍卫边疆安全具有重要的意义。

　　自19世纪中期开始，中国东北边疆危机开始出现，且日益加剧。面对越来越严重的边患问题，清政府、民国北洋政府均推行东北移民实边政策，以之作为应对措施。1927年，以持强烈侵华立场而著称的田中义一内阁拟成《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政策》(史称《田中奏折》)，成为日本侵略阴谋的集中体现。在边疆危机日益加深的情况下，开始执掌政权的南京国民政府继续加大东北移民实边政策之实施力度，以之作为应对之策，兴安区屯垦成为当时政策实施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兴安屯垦军的成立

　　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取代了俄国在东北南部的地位，霸占了辽东半岛和南满铁路，确立了日本在中国东北的侵略优势地位。1928年7月，张学良主政东北后，提出了东北新建设的主张，进行了富有近代意义的改革，筹建兴安屯垦区就是其中的一项重要举措。

　　兴安屯垦区的建设，与当时国内相关大环境是分不开的。1928年以来，国民党通过二次北伐，开始实施其统治权力。此外，20世纪20年代末期，东北边疆危机依然存在并且进一步加剧的事实，给国人以更加强烈的危机感。于是，在全国“裁兵救国、寓兵于农”大环境的影响下，张学良自从在东北改旗易帜、服从南京国民政府领导之后，积极响应国民党的各项政策。1928年10月23日，东三省军政会议即决定裁军，被裁兵士就分配给吉林、黑龙江两省的屯垦区。鉴于东北外患日深，为充实边疆，张学良决定设立兴安区屯垦公署，下设屯垦军三个团及两个开垦局，以东北军炮兵军长邹作华为督办，全面负责兴安区屯垦事宜。1929年11月，兴安屯垦区成立。

　　兴安屯垦区成立后，张学良召开了东三省屯垦大会，明确宣布寓兵于农，将原东北军部队按国民革命军序列和东北军地方特点进行改组，将炮兵教导总队改编为兴安屯恳军，任命邹作华为屯垦军司令。虽然是屯垦，但这支部队中全是见过世面、骁勇善战的老兵，其实是东北军的一支重要秘密储备力量。兴安屯垦军的编制相当于一个旅，苑崇谷为屯恳军统带(即旅长)，关玉衡任军务处处长，防区在吉林省洮南、洮安北、白城一带，司令部设在葛根庙。屯垦军设三个团，全副武装,开荒种地,剿匪戍边、维护治安。第一团驻索伦，沿洮儿河西岸开垦，团长由苑崇谷兼任;第二团驻葛根庙，在突泉县水泉、王爷庙(今乌兰浩特市)等地开垦，团长张毓龙;第三团驻苏鄂公府(位于今科右前旗察尔森镇 镇)，在察尔森附近开垦，团长关玉衡。据 1933 年《中日问题之真相》一书记载：“九一八”事变前，辽吉黑三省驻军兵力数量表统计，当时兴安屯垦军兵力 9874 人，仅次于驻昌图的独立二十旅11087人。由此可见兴安屯垦军在东北以及内蒙古东部地区的重要地位。

　　当时屯垦军驻地的蒙古王公依靠日本人的庇护，把荒地留 给日本人拓殖。兴安屯垦军驻扎后，关玉衡被委任为交际处长游说蒙古王公，结果他们多数愿将其荒地出售给屯垦军，使日 本人的拓殖政策受到影响，令日本人极为恼怒。为此，日本人加紧控制蒙古王公，豢养土匪，骚扰滋事，煽动诱惑洮辽镇守使张海鹏反对屯垦。屯垦军在兴安区除进行农业生产外 ，还大力参加修建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关玉衡后来在回忆录中 写道：“由于北宁铁路联运开始，建设洮索铁路在即，创建火犁机耕农场于王爷庙(今乌兰浩特)，设飞机场于七道岭子等措施， 均为日本所忌，以为有碍其‘满蒙拓殖政策’的侵略。 因东北修筑洮昂、齐克铁路，且又以打通(打虎山至通辽)铁路的联运和葫芦岛的开港，日本也认为影响了其南满铁路和大连港的经营。”由此可见屯垦军在兴安区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 日本对东北的侵略，维护了国家利益 。

　　二、秘密处决日本军事间谍

　　1931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波及到日本，日本陷入极端困难的境地。因此，日本政府急于发动一场对中国的战争，借以转移国内人民的视线，缓和阶级矛盾。但发动战争是要有借口的，否则，在国际舆论上难以立足。由此驻守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就有意开始制造摩擦，单方面挑起事端。

　　6月，日本陆军情报科陆军大尉中村震太郎奉日本参谋本部之命，带领日本士官井杉延太郎及一名蒙古族向导和白俄罗斯人翻译一行4人在科右前旗察尔森镇进行刺探军情、搜集军事情报等间谍活动时，被驻防当地的兴安屯垦军第三团拘获。团长关玉衡就如何处置中村震太郎等人召开了连级以上军官会议。共议：中村震太郎等不顾中国法令，潜入兴安禁区，刺探军事情报，已构成军事间谍罪;弱国无外交可言，若将其解至沈阳，必被日本夺取，泄露军事秘密。而且，自兴安屯垦区成立伊始，东北长官公署即已向驻沈阳各国领事照会在案，谢绝到兴安区参观游历，因保护难周，不发护照，凡私自入该区而有意外发生时，该区概不负责。为了为维护国家主权和严守军事机密，在中村震太郎一行从事间谍活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全体军官一致决议，以军事间谍罪将中村震太郎等4人秘密处死。史称“中村事件”。

　　“中村事件”发生后 ， 蒋介石害怕东北事态扩大，反复电示、秘密会晤张学良，要其忍耐，反复强调不能与日本人发生冲突。 张学良对蒋介石的嘱托付诸执行，先后给辽宁政府主席 臧式毅、边署参谋长荣臻、 沈阳北大营旅长王以哲发电，强调对日本人挑衅无论如何都要忍耐，不准冲突，以免引起事端。随后，臧式毅向辽宁省各县长发布了取缔反日运动命令，王以哲也表示，一切事态依靠外交解决，遇事要退让。国民党政府在“中村事件”发生后，不敢坚决揭露和谴责日本的军事间谍罪行，委曲求全、步步退让。这种屈辱的做法，反而加速了日本武装占领东北的步伐。 9月18日，日本军队突然向东北军驻地沈阳北大营发动袭击，炮轰沈阳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关东军开始通缉处决中村震太郎等4人的兴安屯垦军第3团团长关玉衡。关玉衡的父亲闻讯急火攻心，3日不语而逝。1932年3月，日军抄没关玉衡宁安县老家的家产，将其四弟关瑞孚抓走，严刑拷打后钉死在江沿的火磨楼上。二妹夫被抓后惨死在狱中。面对家毁人亡的悲惨情景，关玉衡的老母亲老泪纵横，绝望中病倒后双目失明。国难家仇，关玉衡悲愤填膺，坚决抗日到底。

　　关玉衡，原名瑞玑，字以行，1898年出生于吉林省宁安县(今属黑龙江)。1932年6月，关玉衡改名郭尔佳，化装从上海出发，到开鲁、瞻榆一带建立辽北蒙边抗日义勇军。关玉衡以“后援会委员”身份指挥起义军右路军1500人，后又任左右路军总指挥，与辽北蒙边宣抗专员高文彬一起，联合率领辽北蒙边抗日义勇军攻打通辽，毙敌80多人。9月，又率部夜袭辽源(郑家屯)，重创日军。此举震惊日伪，震动热辽边，大大鼓舞了抗日士气。为此，北平抗日救援会送来4万元慰问金。由于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何梅协定》签字后，下令禁止义勇军抗日，关玉衡于1933年辞去总指挥职务。关玉衡回到北平后，被一些亲日分子指责为“破坏中日邦交，引起日本出兵东北的罪魁祸首”“应予法办”等。关玉衡对这些爱国有罪的谬论，十分气愤，先去国民党驻北平军分会申辩，又去南京申诉，不料竟遭扣押，后被“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营救释放。1935年，关玉衡来到西安，任少将炮兵师长兼横山县县长，与中国共产党联系密切。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当选黑龙江省人大代表、政协委员。1956年，关玉衡作为“中村事件”的当事人和东北军代表之一，应邀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纪念西安事变20周年”活动。席间，周恩来总理亲切地称其为“爱国民主人士”，他的家乡人民称关玉衡是一个正义的“关东男儿”。1965年，关玉衡因病在哈尔滨逝世。

　　三、投奔马占山参加江桥抗战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侵略军迅速占领辽宁、吉林两省，随即准备染指黑龙江省，一些军政要员也相继在日军的威逼利诱下叛国投敌。为了尽快占领黑龙江省，日军暗中策动洮辽镇守使张海鹏令作前驱，进攻黑龙江省，并许其以黑龙江省政府主席之要职，张海鹏就这样心甘情愿做了日本人的傀儡。

　　1931年10月12日，日本侵略者将各种战时军需物资自四(平)洮(南)铁路运抵洮南，全部交由张海鹏使用，并给其日币10万元，以为收买匪军之用。10月14日，在保家卫国事关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兴安屯恳军统带苑崇谷抱着守土有责不让寸土的决心，坚决反对叛军张海鹏，率领兴安屯垦军当时驻守在索伦、察尔森、葛根庙的3个团共2000多人，设法摆脱了张海鹏部的监视，经由扎赉特旗向景星县(今黑龙江省龙江县景星镇)一带进发。并在扎赉特旗招募爱国青年1200 多人，组成了浩浩荡荡的抗日救国军，投奔爱国将领马占山将军，以求共同阻击日本侵略者。随后，兴安屯垦军被马占山改编为黑龙江新编步兵第一旅，苑崇谷为旅长，开驻黑龙江省泰来县大兴镇以南布防，扼守嫩江桥。嫩江桥是南北交通的要道，是齐齐哈尔市的重要门户，也是日本侵略军入侵黑龙江的必经之路，具有极其重要的军事战略地位。

　　11月4日，江桥抗战打响。苑崇谷被马占山任命为江桥和三间房(位于今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昂昂溪区，下同)一带总指挥，率部驻守三间房阵地。三间房是洮(洮南)昂(昂昂溪)铁路上的一个火车站，北距齐齐哈尔不足 70 里，南距嫩江桥也仅仅 60 里，是中国军队保卫黑龙江省省会齐齐哈尔市的重要防御阵地。日军要攻克齐齐哈尔市进而占领黑龙江全省必须先拿下三间房，因此，争夺三间房成为下一阶段战斗的焦点。11月12日午后2时许，日军以7000人的兵力，在铁甲车、坦克、重炮、飞机的掩护下，分 3 路进攻三间房阵地，向苑崇谷旅阵地发动猛烈攻击,同时展开密集的炮弹轰击，对军事工事造成巨大破坏。但驻守三间房阵地的苑崇谷、张殿九、吴松林等将领毫不退缩，在兵力严重不足、武器装备极端落后的情况下，身先士卒率领部队用奋死拼搏的精神勇猛杀敌，浴血奋战，与日寇激战 4 个多小时，直至午后 6 时敌人退却。马占山孤军奋战，后援无继。尽管将士仇敌忾，奋勇异常，但连续鏖战，很多士兵几日未睡，粮食断绝，得不到任何增援。而日军源源不断地得到大量补充和增援，敌强我弱的局面日趋严重。18日下午，马占山将军不得不下令撤出战斗。19日，日军5000余人侵占齐齐哈尔，省会迁至海伦，江桥之战结束。江桥抗战，虽败犹荣，它打响了“九一八”事变后武装抗日的第一枪，是中国军队对日军的第一次有力抵抗。

　　苑崇谷，字敏则，1898 年 出生于吉林省宾县(今属黑龙江省哈尔滨市)。1916年，投身于东北军炮兵团。1922年，又到东北讲武堂第四期炮兵科学习。毕业后，苑崇谷历任炮兵排、连、营长和炮兵司令部中校副官长，上校炮兵团长，东北炮兵教导总队长等职。1929 年，苑崇谷被张学良任命为兴安屯垦军统带兼第一团团长，带领兴安屯垦军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日本对东北的侵略，维护了国家和民族利益。日军占领齐齐哈尔后，采取了诱降攻势。苑崇谷旅在江桥抗战中兵力损伤惨重，他内心十分矛盾。部队受损、军需物资无援，如要继续抗战，却孤掌难鸣;若投敌将有损国威和人格，日本侵略者还会报复“中村事件”。几经权衡后，苑崇谷决定出走，将部队留在旧地，自己带俄语翻译一人，经苏联领事馆办理出国手续，乘火车经海参崴去往北平。在1932至1948年间，苑崇谷历任国民党有职无权的军职，受尽冷遇，随国民党政府东奔西跑，领职薪俸，以维持生活，1950 年迁居香港，最终在香港病逝。

　　1931年江桥抗战前，民族抗日英雄白永盛很快在索伦、阿尔山、扎兰屯一带成立了“抗日救国会”，并着手建立了“独立营”。江桥抗战打响后，因张海鹏死心塌地为日本人卖命，在江桥抗战中充当日军的马前卒，白永盛不甘耻辱，他带领独立营200多人，投奔索伦苑崇谷部，抗战中打死打伤日军60余人。江桥抗战失败后，由于参战部队被打死、打伤很多，许多参战士兵开始离开部队，各回家乡，纷纷参加了抗日义勇军。从此，白永盛以喜扎嘎尔旗(索伦)、扎兰屯为据点，以组织群众剿匪抗日为己任，重新组织旧部开展山林战、游击战。

　　兴安屯垦军从当年的屯垦生产到为国家安全处死日本军事间谍，再到江桥抗战成为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先锋部队之一，值得我们每一个中华儿女永远铭记。“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在国民党政府奉行不抵抗政策和东北军节节后退的不利情况下，这支部队高举抗日救国旗帜，本着军人守土有责和为国献身的豪情，走在抗日战争的最前线，奋起抗御强敌，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极大地振奋了中华儿女抗日御辱的斗争精神，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兴安盟老区建设促进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