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就听说我们雍河乡有个名叫何谦的老红军，那时在我脑子里经常浮现的是一位高大威武的解放军首长形象，而在1958年9月，离家25年的他回家探亲时，乡亲们看到的却是一位谦和朴实的普通“国家干部”。我是刚到乡政府办公室不久的工作人员，有幸认识了这位已跟随周恩来总理近二十年、新中国刚建立就在国务院办公厅工作的“苍溪雍河老乡”。

何谦和周总理在长城上的合影

1985年，我代表乡党委前往北京办事，特意去看望他，他坚持要我留宿他家，他说：“你虽然是出公差，旅费能报销，可是我们家乡还是国家重点帮扶的贫困县，能省一点就省一点吧!”

何谦同志出生在我们乡月儿坝的一个农民家庭，原名何玉春。1930年，他堂叔何湘受中共阆南中心县委派遣，回到雍河乡发展地下党员，建立了全县第一个党组织——土仑坪支部。1932年，何谦担任乡苏维埃儿童团团长;1933年8月，年仅十三岁就参加了红军，历经长征，到达陕北，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忠诚卫士 精细管家

1940年初，何谦被调到中央社会部，任周恩来副主席的警卫员、警卫副官，跟随周副主席从延安到中共代表团驻重庆、南京办事处工作，1949年5月任周副主席秘书。建国后，任周恩来总理的秘书，负责行政和警卫工作。他在保卫服务周总理的岗位上工作了二十多年，直到“文革”被调离。革命战争时期，在国民党统治的中心，他日夜守护着周副主席;建国后，在周总理身边，他不仅随时领导卫士组及医护勤务人员精心保护总理的安全和健康，还负责照料总理和邓颖超同志的日常生活。从战争年代到和平时期，他在保卫总理的特殊岗位上恪尽职守、不避艰险、尽心尽力、任劳任怨，受到总理的信任和赞许，连总理的家庭收入和用度都交由他掌管。受总理言传身教，他对党对首长忠心耿耿，对工作兢兢业业，待人谦和有如其名，生活俭朴，从不乱花公家和总理家的一分钱。

总理住在西华厅，房舍简陋，地面潮湿，灯光暗淡，有工作人员向何谦提出，让他想法改善一下，何谦说：“我们国家还不富裕，总理是不会同意改善他住房的。”十多年的经验告诉他，如果去请示总理，结果肯定一样。1956年，他随总理参加日内瓦会议，邓颖超同志因病住进了医院。在家的工作人员趁此机会将总理住房装上了木地板，换亮了电灯，增加了窗帘，床也换新了。总理回来后生气地说：“现在国家还很穷，大多数人住的还是窑洞、茅草房。你们让我待在这么豪华的地方，我只好不住这里了……”。当时主张办事的同志连声检讨，十分为难。总理见状，又觉得不该对这些同志发火，于是转对何谦说：“何谦啊，你看我私人还有多少钱，拿出来吧，不要用公家的钱给我个人改善居住条件。”何谦答道：“总理的钱只够买地板。”总理说：“那其余的就全部退掉吧!”何谦当即吩咐大家赶快按总理的意图办。

何谦同志既是总理的好秘书、好卫士、好管家，又是总理的好学生，从何谦同志身上，随时都体现出深受总理的影响和熏陶。他一直住在土改时分给他的西便门一幢楼房的一楼里，直到上个世纪60年代，室内地板才由全泥土的改成“三合土”;几样旧家具和他们一家人的衣着，看上去跟普通百姓家一个样，一点儿也不像是在京城，更不像是在国务院办公厅工作的老红军干部之家。

有一次总理去他家，见屋内潮湿，便问：“你就住在一楼吗?”何谦答：“住一楼好哇，出行方便。”总理说：“是啊，我们现在的条件比在延安和西柏坡时可是好多了。待经济发展了，人民的生活都好过了，我们也就好过了。”

何谦同志始终保持着参加革命时的本色，坚持过着清贫俭朴的生活。改革开放后，国家为老红军修建了公寓，安排他搬进去住，被他谢绝了。有人说他是住惯了老房子——“恋旧”。他家离上班的地方距离两公里路，他一直是步行上下班，从不要车子接送，直到离休。

1998年，何谦同志病故，他老伴林玉华(原铁道部红线指挥部领导)忠守他的意愿，继续住在那套老旧的房子里。那年我住在他家时，见他家里的剩饭从未倒掉过。有了剩饭，下一顿总是先吃剩的。他夫妇俩终生保持着这个习惯。

淡泊名利 清廉一生

何谦同志长期在总理身边工作，曾有两次提拔机会，他都主动推让谢绝了。1955年，当时他是师级干部，加上他对总理的安全和健康工作做得非常出色，上级为他安排了少将军衔的名额，领导找他谈话，他说：“在部队、在国务院，优秀的同志很多，贡献更大的人也不少，这件事上就不要考虑我啦!”领导见他的态度诚恳坚决，同意了他的意见。1965年，党中央国务院管组织的领导认为何谦在总理身边工作多年，政治修养好，敏捷勤谨，节俭清廉，有独挡一面的工作能力，打算安排他去国务院某部任部长，他对找他谈话的同志说：“提拔我当部长，是组织上信任我，我打心眼里感谢组织。在总理身边工作时间长了，我已经离不开总理了。”他一直看淡名利，他曾对家人和好友说，自己就是一个山区农民家的孩子，能在国家领导人身边工作，那是多大的荣幸啊。他常说：“职位高低不重要，重要的是要为人民服好务，当好人民的公仆。”

离开总理身边以后，何谦同志以有限的学历调到核工业部这个高科技研究和运用单位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并深受广大知识分子和干部群众的拥戴，这完全得益于周总理对他的影响和教育，正如致他的悼词中所说，“他受周总理的影响和教诲，不骄不躁，对人和气，谦虚谨慎，宽以待人，平易近人，清正廉洁，作风正派，全心全意地为党和人民工作，深受周围的同志尊敬和爱戴，他不愧是周总理的好学生，党的好干部，人民的好公仆。”一位熟悉他的同志赠联：“两袖清风长征英雄本色，一生业绩总理遗风楷模。”

何谦的名字还是周副主席给改的呢。那是1941年，他随周副主席住重庆办事处，总理对他说：“玉春，你改名叫何谦吧。现在这个时代，重庆又是个非常复杂的地方，我们来这里工作要接触政界、知识界、工商界等各界人士，你时刻都要谦虚谨慎、谦和礼让，这样有利于你把事情办成办好……”从此，何谦终身都用这个名字。何谦时刻不忘总理的教诲，谦和待人，虚心办事。

何谦以周总理为榜样，一生清廉，从不利用工作关系，为子女、亲戚入学、就业搞特殊。他的五个子女，无论参军、经商，还是毕业留校工作，他从未出面和托人帮过忙;六七十年代，在他老家中学毕业的侄儿侄女中，曾有三个到北京找他帮忙安排工作，都被他一一说服了，“毛主席说，‘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需要你们这样的知识青年。你们要把学到的知识好好用于家乡建设。”

何谦同志就是这样，淡泊名利，清廉自律，从不向组织伸手。他还严格要求子女和亲戚们，要靠自己的努力奋斗去创造前途。他说：“不管社会上人们的想法怎么改变，我只想一辈子跟着总理，别无他图。”这是他的肺腑之言，他用行动证明了自己对总理的忠诚和为人的淡泊清廉。

国家贤臣 黎民孝子

何谦同志投身革命后，经历过强渡嘉陵江战役，两次爬雪山、三次过草地，遭遇国民党反动派多次围剿。在极其艰苦的岁月里，他无怨无悔，坚定地跟着共产党干革命，党指向哪里，他就奔向哪里，是一名忠诚的战士、国家的贤臣。1978年被调到二机部教育司任司长，他带病坚持工作至1985年，其间，参加了我国第一艘核潜艇的研制工作，为胜利完成工程建设任务做出了贡献。“何谦同志十三岁投身革命，经受了艰苦卓绝的考验，由一个红小鬼成长为一个具有高度政治觉悟和出色才能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国家的贤臣。”何谦同志逝世后，悼词中的这句话对他的一生给予了高度总结和评价。

他还是黎民百姓的孝子。1960年困难时期，周总理安排他参加国务院工作组，带职到河南省淅川县任了一年县委书记。他坚持实事求是的群众路线，领导全县人民开展抗灾自救，竭尽全力为群众摆脱困境努力工作，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由衷敬佩和长久怀念。他常到基层调查走访，总是与群众同吃同住。一天晚上，他和另一个同志住一位张大爷家，一进门，就跟大爷唠家常。大爷和老伴见县委书记住自己家，很感荣幸，把自己舍不得吃、给在外工作的儿子留的一块肉煮了招待客人。吃饭时，何谦问：“张大叔，你们自己都舍不得吃，为啥煮了给我们吃呀?”张大爷说：“我儿子在外地工作，你们也是在外地工作。来到我家，你们就是我的亲人。给你们吃，不也等于给他吃了吗!”何谦听后十分感动，饭后，他掏出兜里的钱叫跟他来的同志到供销社买了五斤肉，亲自送到了张大爷家。大爷说啥也不肯收，“你是县委书记，能在我家吃住，这是我家多大的荣耀啊，怎么能收你的礼呢?”何谦同志说：“大叔，你把留给儿子的肉都让我们吃了，就算是你给儿子吃了，儿子孝敬老人总是应该的吧!”一席话说得老人热泪盈眶。一年的时间很快过去了，但何谦同志那和蔼亲切、朴实谦逊、尊长如亲、老及人之老的形象却久久地留在淅川人民心中。

何谦同志第一次回家探亲是1953年，那时他离家已有20年。他父亲在解放前两年就去世了，母亲盼儿回家，朝思暮想，经常梦见大儿子在军营操练，与敌人拼杀。但儿子一走，便音信全无。有一天，母亲去新观场找到人称“神算”的算命先生，“神算”却告诉她“你儿子早已阵亡，你就别再想他了……”母亲听后，心如刀绞，哭着回家，一颗思念儿子的心熬过了一年又一年。1951年，母亲收到了儿子一年前写给她的家书，知道儿子还活着，而且在北京工作，母亲的心又活了过来。

终于见面了，分别20年、生死两茫茫的母子俩抱头痛哭。母亲哽咽着说：“‘神算’说你牺牲了，哪知还有今天哪……”何谦早已泣不成声：“妈……离家20年，我心里一直想着你。只要想着你，我就不会有事，我坚信我们母子总会团圆的。”母亲给儿子把床上用的、身上穿的换洗一新。儿子带着妻子来到母亲房间，给母亲端来洗脸水、洗脚水，给母亲洗过头发又洗脚。何谦说：“母亲生养了我，我还没尽过孝，这次回家，平日里兄弟妯娌孝敬母亲所做的事都交给我吧，让我略微补偿一点对母亲和家人的歉疚。”

一个中央机关工作的国家干部，回家孝敬母亲的言行，在外亲和百姓中传扬，给全家的弟妹子侄树立了榜样，留下深刻印象。

何谦同志不但是孝子，而且重情重义。参加红军前一年，他父母就给他娶了个童养媳，女方比他大五岁，能干农活，也懂事了。夏日里，玉春有时在院坝里或板凳上睡着了，她就把他抱回屋里，放到床上。童养媳姓王，家在一千多米高的山上住，玉春跟她回娘家时爬不上山，小王就背着他走。别人说他们是夫妻，他却一直叫小王“姐姐”。这次回家探亲，他打听到小王现在的婆家，就找人把她夫妻请来家里，视为家人，还送给“姐姐姐夫”一人一身新衣服。

何谦同志临终前说：“有人说我一生有很多遗憾：让军衔，辞部长，没让组织安排一个子女，没给家乡帮上什么忙。但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记住了毛主席‘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教导，我知道周总理为党为国家鞠躬尽瘁一辈子，连个亲生儿女都没有，唯一的亲侄女还被安排到新疆边陲去了。和总理相比，我有什么好遗憾的呢!谢谢同志们对我的关心，谢谢孩子们的谅解，谢谢家乡人民的理解!”

(李云飞根据苍溪县雍河乡原老促会会长李兴怀回忆记录编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