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西农村调查

作者：晓东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农村先后经历了土地改革、合作化、人民公社和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四个阶段，前三者可称毛泽东时期，后者可称邓小平时期。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从1980年9月起正式做为国家政策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的，到1983年底结束，历时3年零3个月。因此笔者将1980年底作为毛泽东时期与邓小平时期的分界线。目前学界主流包括各主要媒体在毛、邓两个时期农村工作功过成败上的观点可说是高度默契，即极力否定前者（除了土改）而颂扬后者。至于这些否定者或者说颂扬者是否到农村做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或者是否曾经到过农村，笔者不得而知。但在笔者来说，还是宁愿相信毛泽东“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句大老实话的，所以就利用工作之余及工作之便，在豫西某县进行断断续续为期一年多的调查。

这是一个山区县，现辖15个乡镇，208个行政村，30万人口，面积2185平方公里。县内千米以上的中山面积49.4%，千米以下的低山面积占34.1%，河谷沟川占16.5%。1950年底全县耕地面积277532亩，其中大秋地、坡地占61.5%。当时全县只有1所初级中学和165所小学。公路建设里程为零。

这次调查的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查阅当地政府部门的历史资料；二是找老干部、老支书会谈；三是抽样问卷。调查的主要内容包括粮食产量、文教卫生、农民的精神面貌及社会治安四个方面。

 一、 粮食产量

粮食产量是衡量农村工作成败的基本指标。笔者认为，决定粮食产量的因素有四个，即土地质量、种子质量、生产工具和农民的劳动积极性。

中央历来重视农业问题，从五十年代起就把实现农业现代化做为最重要的战略目标之一提出。四个现代化更是把农业现代化做为基础。在当时国民经济一穷二白、农机工业等于零的情况下，中央政府既没有消极等待，也没有摸着石头过河，而是有目的、有计划地一方面在城市大力发展农机工业，一方面在农村组织大规模的土地改良，同时建立了以农科院为核心的各级农业科研技术体系，为实现农业现代化创造条件。

在对该县的调查中发现，从新中国成立到1980年的30年中，劳动人民在土地改良和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方面，做出了辉煌成就。

建国前夕该县的264500亩耕地中，只有187亩水田和6143亩水浇地。新中国成立后，该县人民进行了长期的、大规模的土地整改和农田水利化建设，比如仅1964年冬，全县就出动2.3万个劳动力，65.5万个劳动日，开挖抗旱排涝渠4147条，整修梯田2413亩占坡地面积49%；治理大秋地28290亩，占秋地总面积的22%。经过全县人民几十年的艰苦奋斗，到1977年底全县的水浇地已增至40587亩，比1949年增加了6.6倍有效灌溉面积达42005亩。机电井从无到有，发展到321眼。乡镇以下修建水电站71座。这就大大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为七十年代末的粮食丰收，提供了土地质量方面的保证。

农业科技方面。从六十年代开始，各级政府都建立了自已的农业科研机构。省有农科院，县有农科所，社队有农技站。据一个老干部回亿，1975年该县的农业科研机构已超过300个。当时各生产队的农技站都已经能自已培育种子了。各种病虫害也能自已防治。

农业机械方面。该县的农业机械是从七十年代开始在全县推广使用的。1970年全县只有10台大中型拖拉机和40台小型拖拉机。到1979年底全县已拥有大中型拖拉机101台，小型拖拉机304台，农业机械总动力达25998千 瓦。这些现代化生产工具的推广使用，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生产力水平。

七十年底中期，我国的农业基础设和耕地改良工作已经基本完成。随着工业的发展，全国大部分农村已经实现了机械化或半机械化，加上化肥开始在农业生产中推广施用，粮食产量实现了历史性的飞跃。和全国各地一样，1976年该县的粮食生产喜获丰收，产量突破5万吨，比1949年提高了3倍。一直到1980年，该县的粮食产量都在5万吨以上，油料产量也由1949年的83吨增加到1980年的580吨。

土地下放以后，该县的粮食产量开始出现滑坡。1982年粮食产量已经由原来的5万余吨减少到4.5万吨，1986年更减至27677吨，比1979年的57610吨整整减少3万吨。油料产量也由1980年的580吨减少到117吨。

调查中得知，土地下放以后，粮食减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就该县来说主要有五点：

1. 农业机械设备破坏严重。土地下放以后，农村集体经济迅速瓦解，农民的集体主义观念被打破，代之而来的是绝对平均主义和自私自利的小农意识（自私自利和绝对平均主义本来就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为了「公平」分配几分钱，农民们把生产队几十年来购置的农业机械如柴油机、打麦机、拖拉机、收割机等按废铜烂铁卖掉。耕作方式又回到了牛耕手种时代，从而大大降低了粮食生产的科技成份。1986年该县原有的101台大中型拖拉机只剩下4台。

2. 农田水利设施遭到破坏。土地下放，不仅没有带来水利建设的发展，就连原有的水利设施也遭到了破坏。为了多种块地，农民们连自家地头的抗旱排涝渠都种上了庄稼。一有天灾，这些设施就再也起不到任何作用。到1986年底该县原有的321眼机井和71座小型发电站全部报废。水浇地也由1977年的40587亩减少到25881亩（据抽样调查，1986的水浇地实际只剩下1万亩左右）。

3. 农业科技推广体系瓦解。六、七十年代该县共建立了300多个农业科研技术机构，培养了几千名农业技术员。土地下放以后，随着农业科技体系的瓦解，原来的农业技术员都一一跳出农门。这样，一但出现了病虫害，就无法做到及时有效的防治。

4. 化肥施用量过大，导致耕地肥力下降，土地板结。土地下放时，适逢化肥供应大大改善。农民为了提高粮食产量，盲目地施用化肥。由于没有农业技术人员的指导，在化肥施用上出现了恶性循环。笔者注意到，尽管该县的粮食产量逐年下降，但化肥的施用量却直线上升。1980年全县的化肥施用量是4653吨，1992年已经上升到17747吨，和当年的粮食产量33887吨相比，是每2公斤粮食需要1斤化肥。

5. 森林、药材等自然资源遭到掠夺性开采。随着土地下放的深入，山坡树林也被化整为零。为了发财致富，也为了应付种种名目的农业税、提留款等，农民对自然资源进行了掠夺性开采。仅仅几年时间就林山变秃，药坡变白，从而增加了水土流失等自然灾害的发生。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经济原因，如农业生产数据价格大幅度上涨，农业成本加大；为农业服务的单位为了经济效应，拼命从农民身上搜括钱财；农业比较效益低下，导致农民对农业的投入减少等。

 

二 卫生教育

（一）教育

新中国成立后，该县教育事业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1949年全县只有1所初级中学、141所小学，仅1950年一年时间就又建起了20座小学。截止1969年底，该县已建起了7所高级中学、64所初级中学，小学也猛增至500所，在校学生32004名。到1979年底该县的基础教育体系已经形成。当时全县共有28所高级中学，134所初级中学，634所小学，在校学生高达63394人，创历史最高纪录。小学入学率已达适龄儿童的93％，初级中学入学率达59％，高级中学的入学率达50％。

进入八十年代，随着农村集体经济的解体，加上当时的政策导向，一时间农村的中小学被大量裁减。到1989年底，该县原有的28所高中仅存4所，初中也由1979年的134所锐减少到44所，小学由原来的634所减至231所。这种状况导致农村青少年大量失学。1989年该县的入学率除小学还维持在90％以外，初高中的入学率都在大幅下降。初中的入学率已由1979年的59％降到49％，高中已由1979年的50％降到了7％。而这还只是升学率。据笔者调查，毕业率还远远低于这个数字。

调查得知，导致青少年大量失学的原因有三条：

1. 大量裁减中小学校，使一大批孩子失去了就近入学的机会，同时还降低了中小学的招生能力。因为是山区县，按现在学校的分布，小学生上学平均要走10准里山路，初中学生平均要走40准里山路，高中生平均要走150里山路，这就使一部分年龄小体质弱的孩子失去了上学的机会。另外，由于大量裁减学校（尤其是中学），导致学校招生能力下降，一大批青少年被拒之学校门外。据统计，近年来该县每年小学毕业生在6000人左右，而全县4所高中最多只能招收500名新生，加上中等职业学校，招生总规模也不会超过900人。有多少孩子，不管他们有多大的求知欲望，也不管他们有多大的理想和抱负，有些甚至还不明白理想为何物，他们就已经永远失去了接受教育的机会。

2. 沉重的上学费用，使一部分家庭条件差的孩子上不起学，有些好不容易考上了，又不得不半途而废。1980年前，由于学校数量多，分布广，小学和初中的学生都能就近入学，吃住在家，家长无任何经济负担。高中生虽然一部分不能在家吃住，也只是带点粮食而已，除几块钱书费及学杂费外，学校不收任何费用，对家长来说也谈不上经济负担。而进入八十年代特别是1985年以后，一个正式考上的高中生（不含没过线而被录取的高价生），每月除200元左右的伙食费之外，还有什么公寓费、防疫费、数据费、补课费等，加上每学期的学杂费，一年就需要6000元左右。一个吃住在校的初中生每年也需要2500元左右，而该县1992年以前农民的人均纯收入最高的年份也只有439元。相比之下，你说农民们如何供应孩子上学？

3. 腐朽的教学手段使一部分学生厌烦学校，最终导致失学。毛泽东时代的办学方针是“教育要同生产劳动相结合”，要求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学校力争把学校办成快乐的天堂，人才的基地。因此七十年代学校经常带领学生参加公益劳动，带领学生到田间地头给社员们读报纸、演节目。假期中还组织学生参加收麦种地，向社员们学习在课堂上学不到的知识。中学以上当时还开设《工业基础知识》、《农业基础知识》等，一些高中毕业生，下地就能操作一些农业机械等，社会实践能力很强。

从七十年代末开始的教育改革本来是为了纠正文革后期盛行一时的白卷英雄现象，但不久就…进了唯分数论的圈子。短短几年间，新中国成立后机累起来的先进而又科学的教学方法和新教育体制里培育起来的师生之间相互平等的关系被抛弃一空。不管是教育行政部门评估学校，还是学校评价学生，都是不管其它条件，只看考试成绩。校园里老师打学生、骂学生、罚学生现象严重，更有向学生罚款，向家长索要礼物的现象。让人气愤的是八十年代末，一些精英竟在报纸上鼓吹要把学校办成七分监狱、三分学校的主张。因此一些学习成绩差的学生就非常厌学，最终导致失学。

   （二）医疗卫生

单就医疗条件而言，改革开放后和人民公社时期相比有了很大进步。现在该县有29个乡镇以上卫生医疗机构、362个个体诊所，共有床位700多个，并拥有脑电流图、心电图、超声波、x线、胃镜、ct等先进设备。遗憾的是从农民的就医状况来看，却大不如从前。人民公社时期，虽然就医条件差，但人人都能看得起病。那时儿童防疫，国家全包，平时社员有病都能就近及时得到治疗。据该县卫生志记载：1968年卫生室改称合作医疗站。医疗人员改称赤脚医生，待遇不变。为社员防病治疗实行免费或部分免费办法，医疗资金由生产大队、生产队的社员共同筹集……可见当时根本不存在有病看不起医的现象。而现在据笔者对100个农户的抽样调查发现：得重病有能力到大中型医院治疗的只占11%；借一部分钱能到大中型医院治疗的占30%；没有能力到大中型医院治疗的占50%；连儿童正常防疫都不能完全保证的占9%。这就是说改革开放二十年来，虽然农村的医疗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但农民们的就医状况不但没有改善，许多人还不如以前。

 

三、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

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生活水平获得了较大提高，这一点勿需调查。但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和人民公社时期相比，却显得异常贫乏空虚。   

“人民公社时期尽管媒介及宣传条件很差，但社员们的消息并不闭塞，公社利用有线广播、报纸、电影队和各生产大队的宣传队及时把国家大事，中央政府告诉社员，社员随时能了解国家形势。当时社员们白天劳动、晚上或学习中央政策、或汇报思想、或看电影、听戏剧。总之社员们时常保持着一种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精神状态。公社干部始终能把社员团结在党的周围，青年社员都以加入党组织为光荣，以帮助他人为乐事。全体社员有一个共同的理想，那就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早日实现共产主义。”这是一位老公社党委书记的话。

作为一次取得了巨大成功的平均主义实践，分田到户唤醒了以沉寂二十年的小农意识，并迅速打破了人们的集体观念，继之也打碎了他们的共产主义信念。一时大公无私，助人为乐行为被作为左的产物扫地出门。目前农村青年大多没有明确的理想。向往加入党组织的更少。笔者下发的150份我的理想问卷中，只有2份问卷填入想加入党组织，理由是这样可以当乡干部；有35%的人白卷交回。文化生活形同空白，精神世界异常空虚，我想这可能就是近几年农村各种教会能够盛行的原因吧。

 

四、社会治安

这一点实际上根本无需调查。人们公社时期的社会治安，可以说已经真正达到了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程度。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远远超过了现在80%以上的党员干部。那时别说拦车抢劫，拐卖人口、聚众斗殴了，即便一点小偷小摸，也会被社员们当作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如今的社会治安状况可说是一落千丈，刑事案件直线上升。据该县法院志记载，仅1996年一年的刑事案件就比七十年代十年间的刑事案件的总数还多51件。社会上抢劫、窃盗、聚众斗殴泛滥成灾。迫使国家一次次收缴枪械，一次一次进行严打，其结果枪械越收越多，社会治安越打越乱。目前社会治安混乱不但危及社会、危害人民，甚至已经危及到了国家安全。因此国家近年又发出了稳定压倒一切的号召。在这一残酷的现实面前，我们不得不进行一些冷静的分析。

根据笔者的调查分析，导致社会治安急剧恶化的原因有以下几条：

1. 八十年代初期大量裁减学校，使一大部分青少年失去了正常的受教育机会，致使一批本来可以成为有用人才的人，变成了社会渣滓。目前，犯罪份子的主体主要集中在这个群体。

2. 以唯分数论为表现形式的应试教育制度，导致学校忽视对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及理想主义教育。学校向社会输送了大批不合格产品。正如邓小平晚年所说：“十年改革最大失误是教育”。

3. 社会上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国家没能像人民公社时期那样予以妥善安置，导致无事生非、无钱生非的社会恶果。

4. 腐败蔓延，有些干部甚至充当了犯罪份子的保护伞。

5. 大量的违法行政，加上繁重的费税把一部分农民逼上了绝路。

 

五、几个需要说明的问题

1. 有人可能会问，既然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该县的粮食产量降低了，那为什么农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岂不矛盾？在和几个老支书的座谈中，我找到了答案，据一个姓吴的老书记回忆：“人民公社后期，由于农业科技和农田水利建设发挥了作用，特别是化肥的大量推广使用，粮食产量提高很快，但那时国家既要备战备荒，又要援助第三世界的兄弟国家，还要依靠自力更生的手段来完成。因此每年打下的大部分粮食都上缴国库，社员只留下一小部分，而实行联产承包以后，每年打下的粮食不管多少，基本不上缴，都能留给农民自己，因而首先解决了口粮问题；加上人民公社时期农闲时，每年公社都要组织农民搞农业基础建设，而联产承包以后，农民无人管，可以到处搞副业，挣几个钱，所以生活水平提高较快。”一个姓张的老支书说：“土地刚下放时，粮食产量也不低。三、四年后才开始下降，主要原因是农田水利和农业科技站破坏太严重”。可见，联产承包以后，农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原因主要不是粮食丰收的结果，而是国家政策调整的结果。据《经济研究》1987年第9期49页载：1984年─1989年6月间，国家平均每年净进口粮食为1345万吨。而根据《1982年经济年鉴》中关于进出口粮食资料计算，1971─1976年6月间，年平均净进口粮食只有210.49万吨。也就是说，联产承保以后国家每年进口粮食平均要比人民公社时期多1135万吨。国家这一政策的调整，对减轻农民征购负担、增加粮食供给、造成农村繁荣局面，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2. 笔者是一个在农村长大而至今仍未脱离农村的贫困的中学教师，我渴望农村繁荣甚至超过渴望自己富裕，因此这次调查不是为了评判两个时期的是非功过，而是为了寻找一条更能适合中国农村发展的道路。所以调查中，我丝毫不敢夹杂个人的思想情感，力求做到客观上的真实和主观上的公正。当然笔者是第一次搞调查研究，经验不足。加上所调查的只是一个山区县，可能结果会有一定局限性。希望读者批评。

3. 由于五十年代末出现了严重的浮夸风，而九十年代后期又出现了造假风，因此调查中我没有引用这两个时期的数据，目的是力求调查的真实性。

4. 文中引用数据，除注明出处的外，分别摘自该县1949─1992社会经济统计年鉴、该县县志、法院志、1992年人口普查数据汇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