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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时期苏区的红色戏剧运动
2020/5/13 10:53:29   中国老区网     浏览量:  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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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以中央苏区为中心,在各革命根据地领导了以现代话剧为主的红色戏剧运动。苏区红色戏剧运动受到了苏区人民群众的欢迎,也得到了红军将领的支持,周恩来、方志敏、彭湃、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罗瑞卿、邓发、陈赓、肖劲光、何长工、肖华、张爱萍、李卓然、梁必业,以及被称为“中共早期情报三杰”的李克农、钱壮飞、胡底等众多红军将领都与革命戏剧结缘,他们积极参加红色戏剧的演出活动,亲自担任编导和演职人员,这在中外戏剧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苏区红色戏剧运动,丰富繁荣了红军和根据地人民的文化生活,鼓舞了苏区军民的士气,为苏区的发展提供了精神食粮。

  一、苏区红色戏剧运动是红军政治工作和根据地群众工作相结合的产物

  苏区的红色戏剧运动是先从红军部队开始的。一开始就不是单纯地只为娱乐,也没有一个明确的“发展话剧运动”的目标,它完全是由于部队政治工作与当地群众工作的需要,在部队中自然而然地生长起来的。当时所有革命武装部队:工农红军、赤卫军、农民自卫军,在反帝反封建的游击战争中,到处消灭国民党白匪军队和地主武装,打土豪、分田地、建立工农兵自己的民主政权,所以当时的部队,既要打仗,还要紧张的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建立民主政权等民运工作。宣传方式中,除了演讲、传单、标语、图画、口号外,演话剧是发动群众的主要形式之一。

  “三湾改编”后,红四军文艺宣传队运用活报剧的形式,在井冈山地区演出了《打土豪》《活捉肖家壁》。1928年元宵节,红四军文艺宣传队在于都里仁演出了进步知识分子陈子材创作的话剧《收谷》,剧情揭露了地主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号召农民起来反抗。同年5月,红四军在龙源口、七溪岭一带,打败了号称国民党军江西劲旅的杨池生、杨如轩两个师,并活捉了“两杨”师长。为了庆祝胜利,在宁冈演出了《二羊大败七溪岭》。其中有一段台词是这样的:“朱毛会师在井冈,红军力量坚又强。不费红军三分力,打败江西两只羊(杨)。”这出戏直接反映了红军英勇战斗精神,对红军战士的鼓舞非常大。

  1930年6月,红一军团成立,下辖红四军、红三军和红十二军。随即成立了战士剧社。剧社创建初期属业余性质,在战斗空隙中集中机关和部队的文艺骨干进行戏剧演出,后来军团政治部又建立了专业性的宣传队,“战士剧社”就成了红一军团宣传队的“艺名”。在聂荣臻、罗荣桓、李卓然的倡导和带领下,战士剧社编演了《土豪取债》《流氓末日》《阶级决战的胜利》等十几个剧目,其中红四军十一师政委罗瑞卿、红四军军委青年委员肖华主演的反映父子都参加红军的大型话剧《父与子》影响最大,成为中央苏区久演不衰的有名剧目。1931年12月,在红军反围剿胜利的影响下,通过党在国民党第26路军中的秘密工作,赵博生、董振堂率部17000余人在江西宁都起义参加红军。为慰问起义将士,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兼红一军团政委毛泽东把红一方面军政治保卫局长钱壮飞、科长胡底和红军学校教员李伯钊召集在一起说:“要稳定起义将士的政治情绪,通过各种办法启发他们的觉悟,使他们认识过去为谁卖命、为谁牺牲?过去是为军阀打仗,现在是为苏维埃而奋斗。”按照毛泽东的建议,钱壮飞、胡底、李伯钊夜以继日地创作出大型话剧《为谁牺牲》。剧情为原来是革命根据地内的一个青年农民,丈夫被国民党白军抓去当兵,家中撇下年青老婆和孩子,走了七八年,腿在战争中打成残废,被长官赶出后,又回到工农民主政权下的老家。老婆是县妇委会的主任,儿子是少先队长,相见之下,自己成了残废,政府还给他留下田地,被感动得流下泪来,认识到过去自己究竟“为谁牺牲”。全剧17个演员,胡底和李伯钊扮演这对夫妻。钱壮飞扮演蒋介石。这出戏在苏区巡回演出一个多月,影响巨大。

  虽然初创时期的苏区戏剧还没有专业的作家和演员,也没有正规的戏剧组织,但是红军中的许多干部都十分热衷于戏剧活动,经常亲自上台演出,成了舞台上最活跃的演员。周恩来、彭湃、方志敏、聂荣臻、罗荣桓、肖克、罗瑞卿、李克农、李卓然、沙可夫等许多党和红军的领导被苏区火热的斗争生活点燃了戏剧文学的创作激情,一手进行着反“围剿”,一手创造着苏区的红色新文化。他们在繁忙的工作和战斗的间歇,创作了反映党的历史和红军生活的文学剧本。

  亲自领导组织南昌起义,打响共产党武装革命第一枪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周恩来,1931年12月进入中央苏区后担任了中国工农红军总政委和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他青年时代在南开学校读书,曾热心于话剧的创作,也是中国话剧事业的先驱者之一。他要把“红军摩拳擦掌决心杀上庐山,粉碎蒋介石在庐山策划中的对苏区的‘围剿’计划”搬上舞台。口授三幕九场的文学剧本腹稿,由胡底执笔录出。后由李克农、李伯钊、钱壮飞修改定稿,剧名便叫《杀上庐山》。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政治部副主任李卓然、红五军团政委朱瑞、政治部主任刘伯坚,还有罗瑞卿、李克农(江西省委政治保卫局局长)等红军将领纷纷参加演出。

  罗荣桓在担任红四军政委时,主持创作了话剧《土豪取债》《流氓末路》《阶级决战的胜利》等十几个剧目。后来成为红军师级干部的肖华、梁必业、童小鹏等当时均是主要演员。曾任红四军政治部宣传部长、红十二师政委的罗瑞卿,在担任红一军团政治保卫局长的同时,还兼任军团俱乐部主任。他亲自编剧并导演了话剧《谁给我的痛苦》,并扮演其中的反派地主。红一军团把这一排练成熟的剧目作为保留节目,部队每到一个新的驻地,就调查一番,将剧中人物的名字改成当地人的相关真名实姓。增添演出效果,常演常新。

  在第四次反围剿的战斗中,红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李卓然、宣传部长张际春创作了四幕话剧《庐山之雪》。罗瑞卿导演,林彪、聂荣臻、罗荣桓、罗瑞卿、童小鹏等都在剧中担任了主要角色。中央苏区的工农剧社演出了沙可夫编剧的《我—红军》,该剧最后一幕是被红军俘虏的白军师长被押解上场,演员战士们从幕后牵出的竟是在反“围剿”战斗中俘获的货真价实的国民党军师长。

  1928年,方志敏首次在赣东北苏区创编了组织武装暴动、夺取苏维埃胜利的多幕歌剧《政权》,并亲自登台演出。在他的影响下,赣东北苏区红军将领邵式平、方志纯也参加了演出。1929年,方志敏在《信江群众斗争的经过和苏维埃历史》一文中,充分赞扬了“晚会演新剧”的苏区文艺活动。1930年,他在赣东北首府葛源创建了第一个赣东北省苏维埃政府红色新戏团,1931年10月又成立了领导全省戏剧运动的工农剧社。1933年,他在《文化工作决议案》中,再次总结“新剧运动”的经验,并明确地把编演新戏剧列为整个苏区文化教育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1934年,他派出参加全国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以地雷战和红色剧团为赣东北苏区的两大突出事例向《红色中华》报记者作了介绍,把新剧运动与军事斗争放在赣东北工作的同等位置之上。在这一历史时期中,赣东北的新剧运动非常活跃,当时每个苏区的角落,那怕是三两家的山沟里,也能看到戏剧听到歌曲,每一个村庄的俱乐部里、音乐队、戏剧队、慰劳队、工农剧团里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是能歌善舞的演员,他们是苏区文艺的表演者,又是苏区文艺的创造者。赣东北的新剧运动,就是这样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的,成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红色戏剧”三大活动区域之一。

  1925年,海陆丰农民运动在彭湃的领导下,如火如荼蓬勃发展起来。彭湃一手抓组织,建立工、农、商、学、兵各种革命群众团。一手抓宣传,继续开展戏剧活动。他除编演《送夫参军》等话剧之外,还建立了各种戏剧队伍。如“梅陇农会话剧团”“东江特委话剧团”和“海丰人民艺术剧院”等团体多达数十个,并经常开赴惠阳、惠来、普宁等县巡回演出。彭湃深明戏剧的特殊功能和作用,所以在暴风骤雨般的革命运动中,能很好地争取、团结、教育、改造戏曲艺人,与他们交朋友,如当时西秦戏的演员戴净、玉生、发旦等,都经常被彭湃邀到一起共商改良戏曲事宜。从此,一向被统治阶级视为“下九流”“脚底人”“戏仔”的艺人,获得了做人的权利,他们义无反顾地参加革命,为夺取政权和失败之后掩护革命干部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和牺牲。1927年冬,海陆丰农民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举行了海丰全县工农兵代表大会,宣告中国第一个苏维埃政权诞生。大会通过了若干施政纲领,其中就有一条“改良戏剧”,进一步确定了红色戏剧在革命政权中的地位。

  据不完全的统计,苏区在红色戏剧高潮时,演出团体多达六十多个。现在尚能搜集到的剧目名称近百部。苏区红色戏剧文学的显著特点是,反映火热的现实革命斗争;体现了时代精神;塑造了兵、农、工等舞台新的人物。虽然因其战斗性,而在文学性和艺术性上有时较为粗糙,但它思想进步、感情真挚、细节真实,是以新的生活气息和全新的人物形象感染苏区观众的。

  二、 戏剧家和专业演员进入苏区,推进了苏区红色戏剧运动的发展

  1931年春,戏剧家李伯钊由上海来到闽西苏区,任闽西军区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兼任彭杨军事学校教员。1931年秋,她由闽西到达瑞金任红军学校政治教员,12月调任《红色中华》报编辑。她积极组织和开展中央苏区红色戏剧活动,先后担任了中央苏维埃剧团团长、高尔基戏剧学校校长、中央苏维埃政府教育部艺术局局长。李伯钊在苏联留学的同学戏剧家沙可夫曾先后在法国学习音乐艺术,担任过任中共旅欧支部领导成员,是中共旅欧支部机关报《赤光报》的编辑,1927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期间,积极参加文艺活动,被选为学校俱乐部负责人和合唱队的指挥。还和李伯钊、章汉夫等组织业余文学研究组,创作剧本,排演戏剧。1928年,翻译了苏联著名话剧《破坏》(后来我国译本译为《决裂》),并组织剧团演出。后又编导多幕话剧《明天》。李伯钊回国把沙可夫的剧本带回国内,在闽西苏区上演,群众深受鼓舞。1932年春,沙可夫也进入中央苏区,任中央苏维埃政府教育部副部长、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主编。参加革命根据地第一所艺术学校蓝衫剧团学校(后改名为高尔基戏剧学校)的筹建工作,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创作了8部话剧和20余首革命歌曲。沙可夫创作、李伯钊领衔主演的七场大型话剧《我—红军》上演后,苏区报纸纷纷赞扬这出戏“打响了第一炮”,“是苏维埃文化与工农大众艺术的开端”。 1932年,18岁的石联星在党安排下到了中央苏区,在红色戏剧队伍中迅速成为深受苏区军民欢迎的演员,她演出沙可夫创作的独幕剧《武装起来》《我—红军》等极具表演天赋。她与李伯钊、刘月华一起被誉为“中央苏区的三大红星”。左联作家潘汉年、冯雪峰、成仿吾、吴黎平、李一氓也先后到达苏区,积极参加戏剧活动,编写剧本,参加演出。潘汉年担任苏区中央局宣传部长和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长,在潘汉年具体领导中央苏区红色戏剧创作和演出工作。由于众多作家艺术家的参与和努力,苏区的红色戏剧实现了由简单粗糙的原始化向具有文学性艺术性的专业化转变,提高了苏区戏剧的感染力,使红色戏剧真正成为鼓舞苏区军民反击敌人围剿的战斗号角。

  在红军学校政治部主任欧阳钦领导下,中央苏区第一个专业化的剧团在红军学校成立了,取名“八一剧团”,红军学校俱乐部主任赵品三任团长。红军学校俱乐部又成立了文化、体育、戏剧管理委员会,负责教育和文娱工作。戏剧委员会委员有黄火青、霍步青、伍修权、李伯钊、危拱之、蔡纫湘、宋发明、钟伟剑、洪水、张欣、赵品三等。八一剧团的成立,标志着苏区戏剧从自发的、群众性的、临时性的表演发展到了有组织、有领导的戏剧运动。1932年7月,少共中央局秘书长张爱萍和红军学校上干队长钟伟剑等发动组织工农剧社,张爱萍兼任工农剧社党团干事。9月,工农剧社召开第三次筹备会,会上通过了《工农剧社章程》,规定工农剧社的宗旨,决定工农剧社设编审委员会、导演部、音乐部、舞台部、歌舞部、出版部。为了配合反围剿,工农剧社组织了野战剧团,到广昌一带的前线作慰问演出和对敌演出。对敌演出在敌军阵地堡垒的前方,演戏场所有必要的自卫措施。通过演短剧等方法在对敌宣传上收到了很大效果。敌军士兵看过剧后,个别一班一排甚至整队,经常起义过来。

  1933年8月1日,红一方面军在藤田召开文艺汇演,战士剧社演出了《八一暴动》和《杀上庐山》。《八一暴动》由聂荣臻编剧并主演,罗瑞卿导演并担任演员,潘振武、童小鹏参加演出,战士剧社社长梁必业回忆,由于演员阵容强大,我只担任了跑龙套的角色。《杀上庐山》大型话剧的演职员阵容就更为壮观,李伯钊、李克农、钱壮飞、胡底担任编剧,周恩来审定剧本,罗瑞卿担任导演,聂荣臻饰剧中人物宋子文,钱壮飞饰蒋介石,童小鹏饰宋美龄,李卓然扮演德国顾问塞克特。红三军团的火线剧社和红五军团的猛进剧社也参加了演出。

  1934年2月瞿秋白到达瑞金,就任中央政府教育部部长后,直接领导和参与了苏区的文艺工作,特别是文学创作和戏剧演出,他主持制订的苏维埃剧团、工农剧社、俱乐部和高尔基戏剧学校的纲要和章程中,明文规定了苏区的各种文艺团体都要为革命战争服务,为阶级斗争服务,为生产建设服务的“三服务方向”。他还亲自为苏区戏剧工作制定了“大众化、通俗化,采取各种形式,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他认为,文学是语言艺术的基础,语言艺术是戏剧成功的必要条件。他要戏剧创作人员“用活人口里的话来写台词,不要硬搬书本的死句子。务要让人一听就懂,愿意听,喜欢听。让群众闭上眼睛听,也能听出来是什么样的人在什么样的环境下讲话”。为了保证和提高剧本的文学质量,瞿秋白制定了审查剧本和预演制度,指导作者深入群众,收集民间故事和文学素材,组织集体创作。有时瞿秋白还亲自执笔写故事,让创作人员以此为底本改编成剧本。他说:“先写故事是写剧本的最好方法之一,但故事要具有真实性和典型性。”在瞿秋白的推动和参与下,苏区剧团不断创作出短小精悍的剧本和其他文艺节目。

  三、中央红军长征后,瞿秋白继续领导中央苏区的红色戏剧运动

  1934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和主力红军告别瑞金,开始长征。苏区红色戏剧运动领导人潘汉年、冯雪峰、成仿吾、吴黎平、李一氓和苏区红色戏剧骨干钱壮飞、胡底、李伯钊、危拱之等被决定随红军主力转移。中共中央决定成立苏区中央分局和中央军区,领导留下来的红二十四师和独立团及地方游击队共16000人坚持苏区斗争,项英任苏区中央分局书记、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陈毅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瞿秋白被任命为苏区中央分局宣传部长兼中央政府办事处教育人民委员。

  战事虽然激烈紧张,红色戏剧活动仍在坚持。工农剧社和高尔基戏剧学校的大部分人员都留在了苏区,瞿秋白重新编制了三个剧团,每个团三十余人。分别命名为“战号”(由赵品三、宋发明率领)、“火星”(由石联星、王普青率领)、“红旗”(由施月娥、刘月华率领)。三个剧团各自奔赴划定的区域,进行巡回演出和帮助群众开展戏剧活动,节目有话剧、歌剧、说唱、山歌等多样形式。内容是配合苏区形势,向群众宣传坚壁清野,不听信谣言,支援前线,做光荣红军家属等。当时剧团已军事化,巡回演出带上大刀、手榴弹、步枪等武器,遇上敌人,随时作战。

  1935年的元宵节,三个剧团回到于都举行会演。在乡村树丛中搭起简易舞台,台口挂起两盏明亮的汽灯。观众人山人海。项英、陈毅、瞿秋白、陈潭秋、何叔衡、毛泽潭、刘伯坚等领导人和群众一起观看。从正月十五的晚上一直演到十六的清晨鸡叫三遍,观众才依依不舍地离开。当时参与组织这次会演的赵品三(原中央苏区教育部艺术局长和工农剧社社长),1962年在担任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副馆长时曾写诗回忆这难忘的情景:“十里听歌冒雨来,辉煌灯火照山台。军民同乐逢佳节,星月联华叹妙才。东边唱罢西边和,前幕收场后幕开。披蓑张盖通宵立,三度闻鸡不肯回。元宵结彩赣江春,壮舞高歌洗战尘。夜雨绵绵弦韵急,红灯冉冉掌声频。蒸豚煮酒劳军旅,磨剑擦枪待敌人。三十年来谁记得,于都情景宛如新。”诗中的星月联华指的是戏剧战士中红色女明星石联星和刘月华。这次会演中赵品三编剧、石联星主演的《牺牲》受到一致好评。在十多个创作演出的剧目中,不仅评出了演出单位的先后名次,还选出了《牺牲》《非人生活》《游击》《李保莲》《不要脸》五个优秀的文学剧本。

  瞿秋白把这五个剧本进一步整理,写了序言,编成了剧本集,油印成册,分发到各战区。他还将这个红色戏剧文学的成果取名叫《号炮集》,计划送到上海正式出版。可惜的是,瞿秋白这心愿中的计划未能实现,而编好的这一珍贵的作品集,在战火和艰难的岁月中被湮没,至今无从找到。

  这次演出不久,三个剧团解散,演员们都分散到部队中去参加游击战争。至此,中央苏区的红色戏剧活动基本停顿。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在以中央苏区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红色戏剧运动,随着红军长征到达了陕甘宁根据地,并在各个抗日根据地开花结果。

    (王作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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